德国著名汽车专家费迪南德·杜登霍夫教授，呼吁制定长期的产业政策——以及与中国新兴科技巨头的战略合作。

今年德国汽车业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重大挑战？

目前，我们的汽车行业面临着很多新议题：新冠疫情、电动汽车、欧盟的二氧化碳新规、数字化等，这同时也给现有行业带来的沉重负担。我并不太担心整车厂，因为他们的定位很明确；需要担心的是供应商，它们多年来一直盲目地运转，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现在已经被淘汰的内燃机上。而现在，悲伤和苦恼来了，这是管理上出现的失误。现在新兴的大型供应商是在中国、韩国和日本。 如果博世对外公布的仍然是更高效的柴油技术——在我看来，那都是对过去的执着。

我们需要展望未来，那时我们将在德国拥有新的供应商。它们会是除了巴斯夫以外的德国公司吗？——我表示怀疑。但宁德时代和其他所有的公司都将成为在德国的公司，就像曾经的欧宝一样。问题并不在于供应商会不会是德国企业，而在于制造商愿意与谁合作。

但是德国也的确错过了数字化的机会。即使是SAP，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创新同一个产品。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复杂系统的控制方面，德国都没有出现领军企业。但在美国加州和中国，我们都能发现这样的领军企业。华为和腾讯都早已在中国深圳建设出了自己的硅谷。

认清形势——企业或产业政策能做什么？

如果你想坐早上七点的火车，但闹钟到七点零五分才响，怎么办？火车已经走了。德国汽车工业睡过头错过了火车，现在就不得不承受后果。电池市场已经被占领，IT技术也被别人拔得头筹，特斯拉在汽车控制技术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也许，最容易成功介入新科技的是中等规模的公司，它们虽然服务于濒临灭绝的系统供应商，但仍保留了其在机械制造方面的高水平专业技术。如果他们继续生产零件，一级供应商早晚会替代他们。如果你迟到了，生活就会惩罚你。

但还有氢气、生物燃料…

对我来说，这有点像口号，人人都有免费的啤酒。在克雷奇曼先生身上，你可以看到，简单地一次尝试所有东西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个小的联邦国家扮演上帝，用有限的预算重新创造工业世界–这在为其服务的国内公司中很受欢迎–但这并不奏效。人们可以做的是：模仿中国。专注造就竞争力，中国四十年前就开始深耕电化学领域，所以成就了一批业界的领军者，也促进了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大发展。其实，美国的硅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更长远地规划并解决问题，要把科研和产业政策调整到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

根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来选择合作企业才有意义。

目前的中德双方的合作潜力在哪里？

以大众和戴姆勒为代表的德国主机厂，高度重视并深耕中国市场，同时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都在中国本土寻找他们认为有潜力的合作伙伴，比如5G领域的技术领跑者华为公司。我认为，根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来选择合作企业才有意义。这些企业在一起建造锂电池的新工厂，整合资源，发挥所长，使工厂更加数字化、自动化，新兴的合作架构也应运而生。上述合作孕育着无限商机，创业者和年轻企业也应想办法积极参与这类大项目之中。

您所在的汽车研究院在中国也很活跃。您在那里有怎样的计划？

我们对科研和产业政策有着无限的兴趣。我们的目标是了解世界。因为看到在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些是在全球范围内起着引领性作用的，所以我们去中国积极探寻并尝试新的收获。我认为，中国将是许多未来科技和尖端企业的发源地，如果你想了解新兴科技、电动化和数字化是如何运作的，我建议一定要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