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为选址因素
赫尔曼·西蒙教授主张关注长期发展,他认为来自中国和德国的隐形冠军正面临着不同的任务。
西蒙教授,您如何看待今年无法访问中国的情况?
我真的很怀念每次从中国回到德国时的感觉,脑海中就充满了新感受和新想法……
前段时间我们谈到了全球化的问题,您认为全球化的“效力”是否被疫情削弱?
说实话,即便在我已经看了几百篇专业人士关于疫情在全世界将如何发展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从1990年到2010年,全球出口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这被一些人称作超全球化的现象,在金融危机后已经发生了变化。2014年以来,全球商品贸易增速一直低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我认为,疫情正在加剧全球商品贸易增速的放缓。另外,相对于货物出口,服务出口的增长非常快。新科技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因为数据比货物更容易传输。尽管资本市场出现了种种波动,但直接投资却呈现出强劲的、长期的上升趋势。贸易壁垒也可以更多地通过直接投资来打破。
您预计中德两国间的直接投资将如何发展?
这里也有几个数据:53%的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已进入中国,其中60%有生产设施,也就是说,32%的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已经在中国生产产品,而且这一比例将继续大幅上升。同时,中国企业的在德投资也在增加。例如,有中国的汽车供应商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只有在德国生产,才有机会服务这里的主机厂。他们可以通过收购来实现部分目标,也会建立新的工厂。尤其是电池的生产必须在汽车生产地,尽管目前几乎80%的电池仍然在中国生产,但这不会是一个永久的状态。
因此,中国企业在海外将更加积极…
相较于德国隐形冠军企业,中国企业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在海外的子公司还不多。根据统计数据,目前在中国有8500多家德国企业,在德国有4000多家中国企业,但是可以肯定,中国企业在德绿地投资的步伐正在加快。
您可以对比下德国和中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吗?
中国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更大,发展速度也更快。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它们上市速度更快,获得了更多的资本支持;而德国企业往往是家族式经营,力争实现持续增长,但速度较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市场也被提上了许多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发展日程。他们中的10%已经上市,还有许多企业通过私募、持股、收购等方式扩充了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资本比起中国方面更加积极,美国所有对外直接投资的61%流向欧洲。
您认为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在中国的合作潜力和机会在哪里?
全球化意味着需要在海外规划企业活动,这样才可以在当地实现最好的结果。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以前有两件事很重要:成本和目标市场;而现在和未来,又新增了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而且它正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决定性的区位因素。纵观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国在许多领域成为技术领导者保持着强大的进取心。作为一个隐藏的冠军、一个供应商,企业必须出现在当地,作为经济生态系统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否则,企业将失去关系网,在其他方面也将不再有竞争力。这一道理也被许多在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实践着,比如很多来自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也在德国设立了设计中心,充分参与当地市场要素的分配和竞争。
这是否会像现在很多人所说的那样,造成德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
这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每一位企业家、每一个隐形冠军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就像对待与德国工厂的合作业务一样。在贸易政策层面,我们当然要千方百计实现与中国企业的公平竞争。在这一问题上,我喜欢引用克拉蒙斯·福斯特教授的话:“避免被胁迫,最重要的是相互依存。”欧洲市场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进出口数据说明了双方经贸合作的紧密和高度互补,依赖出口市场的隐形冠军在中欧合作中受益颇多。
作为隐形冠军,企业必须成为新兴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